那是1999年的除夕夜，屋外爆竹声声，烟花绽放，人们告别洪水滔天的去年，辞旧迎新、欢度佳节。既然是过年，春节联欢晚会自然是绕不开的话题。舞台上，黄宏、句号表演一个叫《打气儿》的小品，其中黄宏扮演一位下岗职工，句号扮演街道办官员，得知句号对下岗分流有怨气，黄宏如是说：
“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，谁都能一帆风顺呢，谁这辈子还不遇上点事呀。你就那我来说吧，十八岁毕业，我就到了自行车厂，我是先入团后入党，我上过三次光荣榜，厂长特别器重我，眼瞅要提副组长，领导一跟我谈话，说单位减员要并厂，当时我就表了态，咱工人要替国家想，我不下岗谁下岗。”
听完最后一句话，许多下岗职工当场就把电视关了。下岗意味着失去工作，意味着衣食无着，意味着迷茫与不安，有多少人会主动要求下岗？还有，一个多次上光荣榜，被厂长器重的人才，如果真为国家着想，应该留下来帮企业度过难关。怎么还主动要求下岗，甚至以此为荣呢？劳模下了岗，留下来的都是什么人？领导的七大姑八大姨？还是整天喝茶看报的闲人？所以说：这段台词不仅让下岗职工心里不舒服，还有很大的硬伤。
每次看到这一个小品，就会想起曾经的下岗潮。时间如白驹过隙，忽然而已，将近二十个春秋过去了。随着光阴的流逝，这个群体正日渐衰老，有的人年过半百，依然忙碌于社会底层，扫大街、卖馒头、踩三轮……每日起早贪黑，补贴家用；有的人退休在家，抚养孙辈，替工作在外的子女尽点绵薄之力；有的人贫困交加，不堪重负，身患绝症，英年早逝……列夫·托尔斯泰曾说：“幸福的人都是一样的，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。”如果采访社会底层的下岗职工，他们的人生经历或许不同，但基调会有非常相似。
据2000年、2003年的《中国统计年鉴》记载，1995-1997年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变化不大，分别为10955万人、10949万人，10766万人。但从1998年开始，人数就开始暴跌：1998年，8809万人；1999年，8336万人；到2002年，这项数据已滑落至6924万人。6年间，国有单位职工减少将近4000万，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下岗潮。与此同时，城镇集体单位职工人数也呈一下子就下降之势，从1995年的3076万人变为2002年的1071万人，减少2000万。下岗人员增多，城镇登记失业率攀升，1995年2.9%，2002年4.0%，必须要格外注意的是，这只是城镇登记失业率，不是整体的失业率，1996年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院冯兰瑞认为：如果再加上城镇新增长劳动力、农民工等，“九五期间”，失业率可能达到21.4%，一个惊人的数字。
下岗潮，是许多职工做梦都想不到的。计划经济时代，可成为国企职工，端铁饭碗，是数亿农民梦寐以求的事情。一个人在国企上班，好比进了保险箱。生病了，去职工医院看病;子女长大了，去子弟学校读书;冬天天气冷，有职工澡堂；无聊了，厂里有电影院。干了几十年，身子骨不行了，退休后，子女可以继承父辈的职位，哪天驾鹤西去，单位还得派几个人，帮着料理后事。工资不高，但福利很高，内部等级森严，排资论辈的现象比较普遍。因为吃大锅饭，平均主义盛行，加之没有失业的危机，效率不高，人浮于事。但要说工人阶级本性懒惰，那就有失偏颇了。本来按照约定，国家终身雇佣工人，中途不能辞退，可为什么还会发生下岗潮呢？因为当时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不好。
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。1998年11月，到辽宁考察工作，听取省委汇报后，曾说：“我为什么对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三年脱困有信心呢？因为现在我作为总理，要死死地把住不许重复建设这个关。”市场需求就这么多，但为了政绩，为了升官，许多地方领导盲目批项目，扩大产能，致使供给严重大于需求。1996年，全国彩电生产能力3000万台，每年销售量不超过2000万台，电冰箱、汽车的生产能力也闲置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。潞安矿务局用世界银行贷款，建了常村煤矿，花了几十亿，1995年剪彩，到1996年底都没有开动过。产能过剩，加剧市场之间的竞争，使许多国有公司制作闲置，员工无活可干。卖不出产品，自然就挣不到钱，企业的效益便大幅度的降低了。
技术设备落后。建国初的、民国的，甚至晚清的设备依然在使用，改革开放前，国有企业大部分利润上交国家，没有资金更新设备。后来效益不好，负债沉重，工资都难发，设备就更难顾及了。因此，资源消耗高，产品质量差等问题便应运而生。90年代，中国机床行业的技术水平，只相当于国外70年代的，数字控制机床比例很低，不到10%。上海国有企业集中，曾是出口的主力，产品质量最好，可在90年代初也因为技术设备的落后，逐步处于劣势。
历史包袱沉重。到90年代末，许多国有企业已经有三四十年的的历史了，时间一长，退休职工就多，他们的养老费用当然得单位出，人家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，总不能嫌别人老，就弃之不顾吧。还有之前提到的，企业办社会，要花钱供养非经营人员，还有医院、学校、电影院等机构，这又是一笔沉重的开销。据当时的调查表明，国企非经营费用支出占管理费用支出的40%。高福利，背后是高支出，在工厂效益不佳的时候，无形中成为了负担。福利和工资一样，一般只能加，不能减，你要是提出减少福利，使员工利益受损，容易引发不满，成为众矢之的。
私企、外企、进口商品的冲击。相比于国有企业，私企、外企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并不长，他们没这么多退休员工，不用经营医院、学校，而且用工成本较低，可以雇佣较多廉价劳动力，甚至开“血汗工厂”。辞退员工也相对容易，干得好就上，干不好走人，非常现实。经过十几年发展，1980年至1997年，个体企业工业总产值由1亿元增至20376亿元，其他经济类型企业工业总产值由24亿元增至20982亿元，199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总数为113722亿元，换句话说，国有企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一下子就下降了，这一些企业的壮大自然会威胁到部分国企的市场占有率。还有就是国外商品的涌入，1992年，因为大搞基本建设，钢铁价格猛涨2-3倍，国内的钢企个个赚的盆满钵满，可惜美好的事情总是短暂的，国外钢企见有利可图，纷纷涌入，供过于求，价格又猛降，不用说，紧随而至的就是亏损。
冗员过多。199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做总结讲话，他分析了三大行业的冗员情况。首先是煤矿行业：“我记得统配煤矿是360万人，顶多有120万人就足够啦，多了240万人，人力成本占吨煤成本的三分之一。”然后是铁路系统：“铁路系统现在也是亏损的一塌糊涂，去年亏损100亿元，也是因300多万人有100多万人就够了。”最后是粮食系统：“粮食系统更不得了，现在有400多万人。前几天，我请了国家粮食局的一些老同志来座谈当前的粮食问题。大家都感到过去300万人，现在400万人，减一半都没问题。”冗员多，意味企业要付出更多的人力成本，削弱了竞争力。但在国企，只要人家遵纪守法，你就得终身雇佣，裁员是极其困难的，毕竟得罪人的事情。
此外，再加上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，会计制度改革，产业体系调整，内部监督机制、职业风险机制缺失，领导，地方政府盲目决策，经营、管理观念不适应市场经济等原因，国企经营更加困难。不巧的是，随着泰铢贬值，亚洲金融危机爆发，邻国纷纷口吐白沫，一片哀嚎，中国出口严重受挫。种种原因，致使国企连年亏损，债台高筑。1990年亏损348.76亿元，1995年亏损540.61亿元，实际资产负债率高达85.15%，。原本国有企业由财政拨款，1983年改为从银行贷款，由于经营不善，贷款不断攀升，还本付息能力差，贷出去的钱银行难以收回，一些领导适应了拨款的日子，根本就没有还钱的打算。可银行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七八成都是老百姓的存款，储户来提款，你得有钱给人家。今天这家企业还不回来，明天另一家企业又还不回来，不良债权的数量如此庞大，极易导致金融危机，若是真发生了，老百姓的毕生积蓄又找谁讨要呢？
如果坐视不理，任凭国企继续亏损，情况将持续恶化，最终难以挽回。可如果搞兼并、破产，违背之前的契约，让职工下岗，也会产生诸多问题。国企职工曾为国家做出过贡献，现在遇到困难了，就将其解雇，于情不合，过于残酷，企业效益不好，责任并不全在职工；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，养老问题怎么样才能解决？下岗以后，失去生活来源，靠什么活下去？如果在上海、苏南地区，可能还好点，要是在东北，或者内地的落后地区呢？能够给下岗职工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吗？十几年前，两千万知识青年返城，他们集会、抗议，高呼要工作、要吃饭，场面令人动容，如今几千万职工下岗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正是最需要钱的时候，失去工作，他们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？犯罪率会提高多少？
还有，企业平时并没有给员工发放足额工资，现在要辞退，就得给予补偿，3000多万人，为国家效力多年，1998年，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年消费性支出4331.61元，假设每人补偿2万，不算多，算出来总和就是6000多亿元。然而，1996年国家财政收入不过7407.99亿元，而且90年代以来，财政年年赤字，入不敷出，教育、国防、经济建设等方面也需要钱，所以补偿款恐怕给不了多少，中间要是再来点，到手的就更少了。
最终，还是选了后者，“牺牲一代人”，根据“抓大放小”的原则，通过拍卖、承包等方式，将国有中小型企业转为民间经营，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，其主导作用大多数表现在控制力，而不是比重。于是一家家公司集团成立，一家家不景气的工厂改制、破产。改制后，职工，领取部分资金，相当于遣散费，黯然离开工作多年的单位，“以厂为家”，成为一个职工家庭永远的回忆。
在这个过程中，有两个现象令下岗者深恶痛绝，一个是贪污问题，比如本来要给每位员工补偿4000元，领导一看，有利可图，便对员工说：上面只给了2000元。中间2000元进他们的腰包了，下岗人数越多，赚得越多。还有就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，干了这么多年，蓦然回首，自己下岗了，工厂却被贱卖，成为厂长个人的。1998年6月5日，《中国经济时报》报道：“河南沁阳企业：差的送好的卖。”次日，总理批示道：
“请岚x、邦x、家x同志阅。并请马忠臣同志一阅。把国有企业改革的庄严任务，简单化为“卖企业”，而且是半送半卖，还美其名为“改革”，这股风也不知是从哪里刮来的。要煞一煞才好，否则将直接干扰当前下岗职工再就业的工作。“
没错，你听过，是刘欢的《从头再来》。对于这首歌，人们褒贬不一，有人觉得振奋人心，确实能够鼓舞斗志；还有人听后，认为“只不过”三字把再就业说的过于轻松，现实中困难丛丛，哪有这么简单。下岗后，饭碗没了，家庭收入迅速下滑。1997年10月-11月，江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曾对南昌市下岗职工做出详细的调查，发现490多人中，45.7%月收入低于120元，30.4%在120-200元之间，14.9%在201-400元之间，大部分属于低收入人群。
1999年，中国人口高达12.59亿，数量多，就业压力大，许多职工下岗的时候，已经四五十岁了，小时候只读过小学或者初中，没知识，没一技之长，年纪大，干体力活也力不从心，这样就特别难找到工作。回家后，看着父母重病在床，没钱医治；小孩吃一个星期烂菜叶，天天哭喊，就感觉自己很无能。在生活的重压下，有的职工变消极、悲观，甚至自暴自弃，带着全家自杀。当然，如果有知识、技能、能力、关系、门路，下岗后日子过得不一定差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不可一概而论。
1999年，一份对多地下岗职工的调查显示：“（下岗工人）80% 一90% 是进人社会职业声望较低的传统零售、服务业,以及过去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苦脏累岗位或临时就业岗位。”相比于同样条件的男性职工，下岗女职工就更加艰难了，她们连苦力都干不了。2003年《中国改革》也刊载了一篇调查报告，李培林先生对东北抚顺、本溪等四座城市下岗职工做出详细的调查，其中42.6%的人认为当前社会很不公平,37.7%的人认为太不公平，至于家中的主要困难，除了吃饭，依次是：子女教育费太重，有病看不起，养老没着落，以及住房、冬天取暖、穿衣等问题。
经过下岗潮的冲击，下岗职工对小孩的教育问题更加重视，他们不想子女重蹈覆辙，整天累死累活，非但挣不到什么钱，还受人白眼。本世纪初期，高考人数连年增长，2008年超过1000万，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，背后寄托了多少家庭的殷切希望。虽然高校扩招了，可中国的教育资源毕竟有限，何况省份之间还不公平，不是人人都可以考上的，要想存在竞争力，还得买教辅、到老师家补课，这又是一笔开支，就算考到了，也不一定交得起学费。
2006年，吉林大学一个团队走访了200多位东北下岗职工，以下是部分受访者的回答：
“我们现在要求不高，能买米能买油，粗茶淡饭饿不死，就行了。”“能实实在在给点钱就啥也不说了。”
“我们这好多两人都下岗，孩子都像你们这么大都上学呢。……我，晚上出去捡破烂去，白天卖了五块钱，够吗？这孩子生活费在哪出？我们家姑娘上大学呢，爷们还有病。白天出去捡怕人笑话，晚上出去，…欠水费，卡我电。……这法律应该欠水卡水，欠电卡电，现在卡着你老百姓，一个礼拜没有电了。”
“……现在富的太富了，轻轻松松好几百万，穷的太穷了。以前大米八毛一斤，现在一块多一斤，什么买时都得寻思寻思。买菜一个月真是啥菜便宜买啥菜，肉是半个月吃一回……。”
“有时都不想活了啊。没有生活来源呀……你就等着饿死，……这下岗那下岗，饭都没有吃的。孩子大了上学你能不愁吗？现在供个大学多少钱，挣多钱的孩子能上学，当父母的没能耐的，孩子大了将来上学不就完了吗？现在孩子上学交学费咱父母都累，别说上大学了。对不起孩子啊，孩子以后咋整？……”
“现在招工，要去一个月400到500块钱，真都不如低保，采暖啥的还能给你免了，农民工干这活行，他不用考虑（采暖费，水电费，子女教育费等）……现在老板太黑，人有的是，400一个月你干不干？你不干，农民工干。就这价，农民工干也不容易。”
“现在吧，有门道不下岗，一个月好几千，咱这样一分钱没有，你有本事，有技术没有用，老子英雄儿好汉，你爸爸厉害，你啥也不用干。
青年下乡，中年下岗，一个人无法选择出身，也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。在历史的洪流面前，大多数人就像一粒沙子，被风浪裹挟着，漂来漂去，想要挣脱，又无可奈何。多年后，某个黄昏时分，翻出那本发黄的下岗证，看看镜中衰老的容颜；回首曾经的曾经，逝去的年华，没了当初的焦躁，多了份风浪后的沉着。2011年，一部电影登上荧屏，叫《钢的琴》，讲述的就是下岗职工的故事。男主陈桂林，本是位钢铁工人，下岗后迫于生计，组建了一支婚丧乐队，奔波于各大红白喜事现场。在陈桂林原先工作的厂区里，有两根烟囱，非常高大、壮观，是厂里的标志性建筑，“以厂为家”的年代，职工们只要一抬头，就能看见它们，久而久之，慢慢的变成为生活的一部分。
可如今，工厂不行了，烟囱也要被清除。爆破当天，原来的职工们聚在一起，久久凝视，恋恋不舍。烟囱的消失，意味着时代的终结。对此，厂里的老工程师说：
“在有的人的眼里，它是成长的记忆，在有的人眼里，它是回家的坐标，在有的人眼里，它就是两根烟囱。可是在我的眼里，它就像一个被我遗忘许久的老朋友。当有一天听说它要走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原来他一直就在我的身边。我不知道是该竭力地挽留，还是该默默地看着他离去。突然有种莫名的忧伤。似乎觉得有话要说，可又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时光荏苒，社会变革，如今为了时代的进程要求他们离开，我们总要试着做点什么。如果我们成功，他将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；如果我们失败，他将会成为一段美好的记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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